在世界工厂东莞，制造企业似乎永远走在招工的路上。糖果厂、电子厂、半导体厂甚至是印刷厂的人力资源总监们，习惯了日常工作中的迎“来”和送“往”，车间里的工人像从前一样时常变换着面孔，但车间的人数在逐年地减少，自动化机器则在一年年地增加。
在东莞市人社局办公楼的宣传栏中，打造“技能人才之都”被放在了进门的显眼位置。2020年，该市登记在册的产业工人大约在500万人左右，对于东莞庞大的制造业体量来说，这个数字刚刚够用。
东莞究竟缺不缺工？从东莞市人社局到东莞市制造业企业的反馈看，不能说不缺，为工厂配备充足的产业工人队伍，一直是东莞市政府相关部门这些年主抓的工作之一，企业则一直为招工而感到吃力。2021年，东莞拥有1046万人口，蹊跷的是，过去十年，东莞市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制造企业在不断地精简人员，但工厂里的人手仍然常常紧张。
东莞市人社局发现了当地产业工人的诸多变化，在这些年整体人力供应的紧平衡之外，技工比普工更加紧缺。企业的人甚至发现，产业工人中男女比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他们去了哪儿？企业人士的观察认为，基于父辈的努力，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条件已经大为改观，他们不再接受上一代的工作模式，而电商的兴起，又让全社会业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分流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去向了非制造业。
徐福记营运总经理虞湛说，这些年，用工问题已经逐渐“从一个成本控制压力变成一个保障供应压力”，如果不是提早几年投资自动化和进行人力的优化，这家老牌食品厂无法支撑自身的运营。未来，用工会成为很多制造企业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但这或许既是被动也是主动的选择。在东莞市产业经济研究人士看来，“被动”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人力成本上升，机器换人势不可挡，劳动密集型企业势必无力生存下去，同时，上一代劳动者在退出历史，第二代产业工人群体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群体特征。“主动”则是因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已然到来，技术正在重塑制造业，中国的工厂需要主动拥抱并经历从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的转换。
虞湛认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工人队伍即将完成代际的更迭，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产业工人”需要被重新定义。
2021年7月20日下午3点，东莞市东坑镇正崴精密科技园富港电子厂西门，两名年轻的女工来自正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富港电子厂组件事业部和光电事业部招工组的周敏和刘婉，分别守在大门外两个相距十多米的招工报名岗亭，等候可能过来问询的应聘者。
此时富港电子的门口很安静，车辆和行人时而从门前路过，但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周敏和刘婉没有等到前来交谈的应聘者。这一天，周敏在门口一共“蹲守”了7个人。
这天下午，30岁的技工周峰在东莞市东城街道狮长路1号的徐福记巧克力车间，看着一台机器手在抓取巧克力通过这台机器抓手，流水线上的一块块巧克力被均速抓往下一个模块进行包膜，同时X光机的检测剔除了含有异物的不良品。徐福记这个车间在7月份刚刚投入十二台机械手，一台机械手可以代替两个人的工作。
周峰负责巧克力车间自动化设备的不断优化。十年前周峰从家乡新疆来到东莞，从一名只会开熬糖机的普工成长为徐福记的一名资深技术人员。在徐福记另一间厂房的蛋糕生产线，周峰的同事37岁的湖北人吴金爱负责操作蛋糕包装机，九年间她的月薪从3000多元涨到了现在的5000多元。
周峰正在研究下一步如何用机械替代人工给巧克力包膜。十年间他见证了这家糖果公司的变化，在他的车间，每年不断有一些岗位被新安装的机器手替代，但这种持续的替换还没有结束。在他来徐福记不久，这里曾拥有大约10000名员工，是徐福记史上用人最多的时候，如今这里不到3500人，用工高峰期则不超过4500人。
徐福记营运总经理虞湛讲述，大约在四五年前，这家企业开始敏锐地察觉到，人力成为经营当中一件吃力的事，这不仅包括每年抬升的工资成本，也包括日益加剧的招工难度。虞湛认为，这些年用工问题已经逐渐“从一个成本控制压力变成一个保障供应压力”。这家企业从那时起开始主动作为，投入自动化，优化人力结构，试图控制或者抵消用工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
富港的光电事业部现在有3500人，整个富港电子厂目前有不到7000人。这是东坑镇开发最早的电子产业园之一，母公司正崴精密是一家典型的台资代工企业，创始人郭台强与富士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为一母同胞的兄弟。
富港电子人力资源课长孟海江在富港园区食堂外面的走廊踱着步，地面因年久变得光滑，十年前这里每天下班人头攒动、声音鼎沸的场景在他的脑海再次浮现，富港电子建厂二十一年了，但这个场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每天8小时，周一至周五可加班2小时，周六日计入加班，加上伙食补助、技能补贴、年资服务费、旺季津贴，每个月能拿到5000-6000元，另外入职再奖励1200元。”刘婉在富港的招工岗亭说，“尽管如此，线下也招不到太多人。”
整个正崴精密东莞产业园现在是18000人。孟海江清楚记得，2011年11月，正崴精密在东莞的人员规模达到了历史之最大约55000人。彼时，正崴一年在东莞全年要招工12万人。那时候订单遍地开花，诺基亚，三星都是正崴的大客户。如今，很多产线伴随着下游产业的变化已经成为历史，富港的主要客户变成了苹果、微软以及国内的oppo、vivo等手机厂商。
孟海江认为，大约在2008年之前，电子厂的工人基本够用。只要招人，就还是有人，但金融危机之后，招工难度开始逐渐加大，与此同时，工人中男女比例失衡日益明显：十年前这个园区一共8栋宿舍楼（另有一部分租赁的宿舍位于园区外），其中7栋是女生宿舍楼，现在园区里还有7栋宿舍楼，其中男生5栋，女生只有2栋。
“工人们的工作状态似乎不比从前。从前工厂少，工人多，年轻人会主动自学考试，积极参加培训自我提升，其中一些人最终做到了中层甚至是高层，但现在年轻人的学习自愿性要低得多，他们通常更愿意做非正式工，哪里单价高随时就走。”孟海江说。
东莞市黄江镇盛业路18号是安世半导体（中国）公司的工厂，副总裁兼总经理容诗宗清楚地记得，2005年之前，公司的招聘广告一发出去，办公楼门口会排起一公里长的队伍，但这样的场景这几年在东莞几乎所有的工厂已经不复存在。为应对扩产，安世的另一个厂房已经规划，那是一个能够更加适配自动化生产的新型智能工厂。
在安世的前级焊晶粒焊线车间，一个技工可以负责12台机器的运转。尽管如此，安世每年依然需要数量可观的年轻工人，以操作这些全天候运转的自动化设备。这家半导体企业希望招收30岁以内、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因为工厂里各个流程的生产线基本都不再有倚赖手工的重复劳动，都是操作机器为主，这需要工人具备一定的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能力。但基于如今年轻的技工招收难度较大，35-45岁的技工他们也会不得不考虑。“富港焦灼的招工工作是每年的头等大事，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劳务公司派遣。”孟海江说，“尽管自动化已经取代了相当一部分人工，但电子组装产线依然在很多环节保留了人工流水线的操作。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富港用两天的时间招了2100人。”
2020年春节之后，富港电子原本搬到印度的六条产线意外地再次回到了东莞。“刚进入试生产就遇到新冠疫情，印度那边陷入了停滞，迁延一年后，我们决定在第二年春节将产线全部迁回中国。”孟海江说。
和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类似，富港近几年不得不谋划着向东南亚的发展。2018年富港规划了印度和缅甸的产能，2019年又规划了越南的产线。东南亚更低的用工成本以及关税方面的考虑让富港决心外迁，但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投资环境、工人的素养，又让富港感到不舍。
迫于短期出货的压力，回归的产线需要短时间内招收几千名工人，富港给劳务公司开出了高于东莞乃至深圳地区的单价，深圳的劳务公司开始将人力资源带到富港的东莞工厂。通过劳务公司的输送，是富港过去几年中最主要的用人渠道，但频繁流动的劳力，也让这家企业付出了很高的用工成本。
东莞市人社局登记数据发现，东莞市过去几年产业工人数量维持在5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每年波动不大，只呈现微小幅度的下滑，产业工人供需整体维持紧平衡的状态，但东莞市的人口总量每年都在上升。根据《东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至2020年11月，该市常住总人口1046万人，首次成为人口破千万的城市。
统计的时间节点正赶上新冠疫情，对于外省人口占据大头的东莞，很多人因疫情而返乡，这使得统计数字远小于疫情之前的常住人口规模。过去十年，东莞市的人口一直在增长，与此同时，工厂用工人数在减少，但多数工厂却始终在为招人而隐隐地焦虑。
招工也是东莞人社局每年最大的任务之一。近年，人社局会与一些西部省市签署劳务合作协议，并组织东莞企业几天前往西部开展招工工作。
东莞市人社局认为，尽管号称中国制造之都的东莞前在十几年前就有季节性劳务紧张，但缺工如今已经出现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相较于普工，东莞的工厂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更显得迫切。在东莞地区的就业市场，平均每1.5个相关岗位在等待着一名技术工人的上岗。同时，人社局发现，若干年前企业普遍需要的普工，花钱劳务派遣就能解决，但现在技术工人的短缺没这么好解决。
东莞是一座以产业工人立足的城市，大几百万的制造业从业者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辉煌，东莞市政府对此一直保持高度的清醒，也很少有东莞这样的城市，对产业工人表现出如此的重视。2019年12月，东莞市政府曾主办了一场专为致敬东莞制造业工人的晚会，当晚东莞市核心城区也为致敬“莞邑工匠”而亮灯。
政府希望，通过人和产业的共同成长、良性互动，给这座城市带来了长久的发展。大约从3年前开始，东莞市开启了一项旨在打造“技能人才之都”的计划。一些数字证明了市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人社局表示，三年来东莞市累计新增技能劳动者50.02万人，累计达到112.22万人，占比达到22.3%，对132万人次进行了学历技能素质培训。
但人社局承认，摆在眼前的还有诸多难题：比如技术工人仍然不够用，技能人才队伍结构和产业升级方向存在不匹配，重视制造业技术工人的社会氛围也远远不够。
东莞的多数工厂管理者都发现，90后尤其是95后的中国年轻人真的不爱进厂了。“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未来几年，这会成为企业越来越大的挑战。”徐福记营运总经理虞湛对于这一结论很肯定。
虞湛认为，基于上一代的努力，中国95后和00后一代的经济条件已经大为改观，他们不再接受夜班以及固定的工作制度，而电商的兴起，已经让全社会业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分流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去向了非制造业。
身在东莞多年的虞湛观察到，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不再那么充裕，很多人不来珠三角了，例如长三角开始更多地“瓜分”日渐抢手的劳动力。虞湛认为，长三角的起步比珠三角稍晚，其发展也反映了整个中国产业布局的变化。“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最早以劳动密集型企业起步，比如服装鞋履、食品、电子代工等，现在，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和鞋履已经迁往东南亚。发力稍晚的长三角在政府引进的产业上，会偏重科技型以及机械制造这样的企业，工人的待遇相较劳动密集型要稍好一些。与此同时，长三角的电商更加发达，与此相关的就业渠道丰富。”虞湛说。
虞湛认为，内陆省份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后起的本地企业也为本地劳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岗位，这使得大量欠发达地区的中、青年农民工宁愿接受低一档的的工资水平而就近上班，转而不再背井离乡。
2020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体系培育了484万职业技能人才，过去若干年，这个数字每年都接近500万，但安世半导体（中国）人力资源总监吴敏认为，这其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流向制造业。
吴敏认为，产业工人的高流动率依然是中国大部分工厂面临的共通问题。安世的人员流动率在本行业内已经算相对较低，但尽管如此，新员工在三个月内的流动率依然能够达到20-30%，一年计则达到50-60%。吴敏认为，这使得工人的技术不容易沉淀下来，对生产水平的提升是不利的事情。
东莞市人社局也认为，10年、20年前大量的产业工人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吃苦耐劳愿意加班，产业在这一时期享受了劳动者的红利，但现在进入社会的第二代产业工人，对工作环境的要求大为提高。同时，中国人才市场供给的结构性问题突出，每年大量高等教育学历的年轻人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但同时多数人不愿意进入生产系统，制造业不是他们的优选项。
人社局负责人认为，人力资源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产业结构，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是相互作用的，人才结构又跟教育结构相关，但教育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安排，现有的制度安排远落后于市场的变化和产业的变化。从2008年开始，东莞的产业结构一直在转型升级当中，东莞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力资源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结构性的短缺依然突出，人才与产业的适配度还是不够。
安世半导体（中国）副总裁兼总经理容诗宗介绍，安世目前每年的自动化投入，大约三年能够收回成本，但在更早之前，回报周期要长得多。人工的日益昂贵，让自动化的投入变得愈加必要。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王斌认为，招工难表现在两个极端：一个是累活没人干，一个是复合型的技术活找不到人。
虎彩是一家在东莞地区颇具规模的老牌印刷企业，2012-2013年整个集团人数达到5000人，近年这一数字徘徊在在2300人上下，与此同时，用以支持自动化的IT部门，则从十年前不到20个人拓展到了现在接近200人。王斌说，印刷这样的传统行业生存压力很大，原料价格近几年居高不下，同行的业务做得越来越细化，竞争很是激烈，这种情况面临下游客户压价，企业很难还价。
王斌所在的部门需要降低人工费用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同时企业的总营收保持增长，人均收入也保持增长，“说白了，就是三个人干五个人的活，拿四个人的工资。”王斌说。过去5年时间里，虎彩也通过不断的自动化改造，简省了大量的人力。
东莞制造业真的陷入人工成本的陷阱中不可自拔了吗？在东莞市委党校教授、东莞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孙霄汉看来，回答或许是“未必”，以机器替代人力，这可能既是产业被动也是主动的选择。
孙霄汉认为，缺工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伪命题”，这一观点认为，产业在走向高端，这个进程决定了企业用人会从人工的数量向质量需求转变，期间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减少。产业原来靠加班加点地干活赚取规模和利润，在走向高端后人的付出会有所减少，但干活的技术含量会有所提高，工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更多的自由空间。
孙霄汉同时认为，企业对自动化和人的投入，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课题，不仅仅关系到眼下的成本平衡，更重要的是，企业要考虑未来的趋势。从长远来看，企业有周期，自动化技术替代人工，实际上意味着从一个生产状态进入到另一个生产状态，这个周期怎么转换，企业会有一个考量。“工人短缺也许的确是东莞要面对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眼下还不构成最迫切的问题。对东莞的很多企业来说，疫情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贸易环境，更影响企业当下的订单生产，一些企业现在依然不敢贸然接单，开足马力生产。”孙霄汉说。
孙霄汉认为，东莞作为一个在制造业上富有吸引力的地方，其产业工人结构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只队伍不再仅仅是人们过去眼中的“农民工”，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具备了一定的学历和文化。
虞湛认为，对徐福记来说，如果不是在过去几年主动优化以减少用工，徐福记的运营会遭遇很大的挑战。食品行业的多数生产环节尚可以通过机器替代不断精简用人，但同时也对自动化下的劳动者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同时，不是所有制造行业都能够大面积自动化，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岗位是机器无法替代的，高端制造业尤其如此。
“50后、60后乃至70后的制造业劳动者已经或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从前，制造业劳动者在多数时候是简单地卖力气，但现在制造业对劳动者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今天这样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时代，或许“产业工人”的定义需要被重新定义。”虞湛说。
虞湛相信，这可能不是“影响”，而是一种“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会帮助这个地区的制造业完成相应的转型。能够看到的现象是，包括食品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莞的经济总量占比逐渐下降，东莞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劳动密集型企业伴随着产业工人的减少而逐渐退出，与之相对的，新型产业在不断涌现。
无论是过去的劳动者还是今天的自动化时代的劳动者，他们无疑都是无数的东莞工厂赖以生存的血液。孙霄汉说，东莞市财政过去这几年在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上花了“血本”，以应对变化当中的制造业，与此同时，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上也做了诸多的努力。
包括虞湛和安世半导体（中国）的高管均认为，东莞制造业未来仍将继续充满活力。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身在这里中国制造业的前沿阵地，这些工厂才能第一时间全面触碰数字化和智能化，并有机会上演机器换人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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