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龙（1929—2008），江苏扬州人。1950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留校任教，后进入同济大学任教。1955年研究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同济大学原工程结构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原结构工程学院院长，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曾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学会理事、中国建筑学会抗震防灾研究会副理事长。编著有《结构抗震试验》《房屋结构灾害检测与加固》《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原理》等。
朱伯龙先生1929年1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江都区），父亲朱长年是上海中国银行的职员，母亲徐淑芗是一位贤良能干的家庭主妇。兄妹三人中，朱伯龙排行老大。江都古称龙川，因“江淮之水都汇于此”得名（一说秦楚之际，项羽欲在广陵临江建都，始称江都），西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建江都县。江淮交汇之地，人杰地灵，盛产粮棉桑麻，有“苏北粮仓”之称。幼年时，朱伯龙与外祖母生活在乡下。虽然身处动荡年代，但家庭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生活来源让他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不过，这段快乐的岁月很快被日军侵华战争打乱了。
1937年淞沪抗战之后，日军一路北上，于当年12月侵占江都。为躲避日寇，朱伯龙随姑母一路逃亡，次年5月才得以在上海与父母团聚。立足未稳，他又因父亲工作调动辗转前往广州。不久，广州沦陷，中国银行迁至香港，朱伯龙与母亲历经千辛万苦，取道梧州到香港与父亲会合。朱伯龙在香港的一所学校完成小学至初中二年级的课业。不到四年相对宁静的学习生涯，又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中断，朱伯龙与母亲搬至梧州，并在梧州念书到高一上半学期。
1944年4月，父亲工作调动到重庆，朱伯龙又与母亲、弟妹前往重庆。途经贵阳时，他在贵阳的清华初中借读。同年6月，他离开贵阳前往重庆，并在重庆考入中央工校专科化工科。利用在化工科读书的一年时间，朱伯龙补完了高中课程，取得高中文凭。
抗战胜利后，朱家回迁至上海。1947年3月，朱伯龙考入光华大学土木系。光华大学是当时上海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光华”二字取自先秦《卿云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光我中华”之义。光华大学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培养了大批有为学生。光华大学设文、理、商、工四科，土木工程系隶属工科。这一时期，光华大学积极延揽国内外知名学者任教，为土木工程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朱伯龙也得以接受系统性的专业训练。
朱伯龙青少年时期几乎都是在战火硝烟中辗转奔波，目睹了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对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安宁有着强烈的期盼和执着的追求。他后来回忆说：“特别是看到日寇重庆大轰炸后的残垣断壁，就想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我之所以选择土木专业，主要是考虑抗战结束后国家重建亟需大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1988年，朱伯龙（右一）陪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林同炎（左二）参观振动台实验室。作者供图
大学期间，朱伯龙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他热爱音乐，经常改编歌曲、组织歌会，也展现出突出的学术潜力，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组织成立出版社，出版学术期刊。
1947年下半年，上海肆虐，朱伯龙因积极参加救饥救寒运动被政府逮捕，后因证据不足被“不起诉”释放。1949年4月，他因为参加再次被反动派逮捕，不久后，上海解放，他幸免于难。朱伯龙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充分展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以及为追求正义和自由而不懈斗争的精神。他投身革命运动的行为不仅是对当时面的有力抗争，更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诠释。
1949年11月，朱伯龙在光华大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校文工团团长。1950年7月，他大学毕业，随后入职光华大学任助教，并被选为学生会执委。当年10月，他组织学生参加淮河治理，进行测量、开河、造桥等专业工作，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1951年9月，光华大学部分系科和大夏大学部分系科合并，组建了华东师范大学。原光华大学的土木专业调整至同济大学，朱伯龙也调入同济大学，从此开启在同济近60年的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生涯。
1986年，朱伯龙（前排左二）在东南大学参加混凝土结构国际会议。作者供图
20世纪50年代，朱伯龙先生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苏联专家，研究的方向是壳体理论。他率先用解析方法编制供实际应用的图表，很快在该领域取得重要成果。60年代初，预应力结构刚刚传入我国，朱先生洞察到其广泛的应用前景，抓住先机，成为国内最早开展预应力混凝土研究和应用的学者。在上海中兴剧场改造中，他巧妙应用预应力悬索结构和技术，在不影响原结构的情况下，成功增设二楼看台。他还率先在上海软土地基上设计了多层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房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朱先生很快就赴灾区调研灾情。面对山崩地裂后的残垣断壁和满目疮痍的灾后惨烈景象，他悲从心起，如何防灾救灾从此成为朱先生一辈子都在思考的课题。回校后，朱先生动情地告诉学生：“国家和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究什么。工程科技人才做研究要新，要走在前沿，关键还要有用，能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造福百姓苍生！”在时任校长李国豪院士的率领下，朱先生毅然放弃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原有研究方向，把研究重点转到全新的工程抗震方向。他在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与非线性分析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独具创意的研究工作，所提出的钢筋混凝土构件裂面效应概念和相应的恢复力模型在国际上被广泛引用。
先进的实验设施对科学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在朱伯龙先生带领下，同济大学于1978年自主研制成功MZT-3小型振动台。在此基础上，又历时5年，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地震模拟振动台。该振动台经过多轮改造升级，始终处于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稳定运行至今，是世界上利用率最高的振动台。这不仅为同济大学的抗震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中心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大剧院、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等大量新型、超限结构的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研究创造了优异的设备条件。由于朱先生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今天这一实验设施已经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产出的系列理论与技术研究成果奠定了同济大学在土木工程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84年，同济大学主办第二届地震工程会议，朱伯龙（左一）、吕西林（右一）与国外学者交谈。作者供图
虽然在工程抗震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朱先生没有停止向防灾救灾未知领域进军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又马不停蹄地开拓了混凝土结构抗火、抗腐蚀的新研究方向。那时实验条件简陋，朱先生带领弟子在浴缸中用酸液浸泡构件，进行工程结构抗腐蚀实验研究。在自制的砖砌实验炉上，朱先生带领学术团队，用柴火烧烤混凝土结构，进行混凝土结构抗火实验，开启了国内高校最早的抗火实验室和抗腐蚀实验室的建设，并着手从混凝土本构关系到基本构件性能、结构整体能力的试验与分析，开创了中国土木工程防灾事业的先河。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无论早期的研究，还是后期的发展，朱伯龙先生从不脱离工程实践，并非常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1989年，上海市政府依托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发挥同济大学多学科综合优势，在国内率先成立了防灾救灾专业研究机构——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同济大学副校长沈祖炎任所长，朱先生担任副所长。在沈、朱两位先生的直接推动下，研究所迅速构建起了抗震防灾、气象灾害与抗风、火灾与消防工程、地下空间安全与地质灾害、城市水务与防洪工程等核心业务，以及灾害管理与安全政策、城市交通安全、环境灾害、海洋灾害、工程灾害风险与保险等综合业务。防灾救灾研究所成立至今已有35年，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有力提升了上海城市运行安全与防灾管理的水平。以城市供水管网防灾为例，防灾救灾研究所研发了供水管网病害智能诊断技术，首创供水管网无线传感阵列检测技术及设备，发明了供水管网管道爆管风险预警与精细治理系列技术。系列成果在上海市供水管网大规模应用以来，实现全市公称直径500毫米（DN500）以上“三年零爆管”的纪录。回望上海城市经历的每一次台风暴雨、雷鸣电闪和灾难隐患，相关部门基本都能及时预警，有效应对，地下管网运行正常，城市秩序井然，这些都离不开朱先生为守护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安全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1991年6月中旬，朱先生积劳成疾，突患脑出血，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三个月。当年年底，他以顽强的毅力，坐着轮椅参加了全国性学术会议。他风趣地对学术界同行说：“鬼门关上，阎王爷对我说，国家的工程抗灾事业还有新的领域需要开拓，你还是先回去吧。”花甲之年，朱先生退而不休，创新不止，他的学术眼光又投向了既有建筑的加固改造。此后近10年，朱先生孜孜以求，在国内率先开展工程结构检测、鉴定和改造加固方法的研究和工程实践，成为我国建筑物改造加固领域的鼻祖。这些工作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工程结构全寿命研究奠定了基础。晚年，朱先生还与戴复东院士一起，开展了轻钢轻板建筑体系、装配整体式预应力结构体系、钢包混凝土结构体系以及预应力陶粒混凝土结构等研究。
朱先生一生科研硕果累累，获奖20余项，发表论文210多篇，研究成果形成了五本专著。他先后参加国家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试验方法规程、轻骨料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等多项课题研究与规范、规程的编制、修订工作，并主编上海市《建筑抗震设计规程》等。他的研究领域涉及钢筋混凝土壳体结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结构抗震性能、抗火性能、抗腐蚀性能，工业设备抗震性能，结构寿命预测评估，结构灾害检测与加固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程抗灾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吕西林教授于1979年9月入学同济攻读硕士学位，在朱先生指导下学习和开展研究工作。1981年12月硕士毕业后，他继续追随朱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一直到1984年12月博士答辩毕业，成为朱先生的第一位博士。毕业后，他又成为朱先生的同事。回忆起那段时光，吕西林院士感触最深的是朱先生的创新和进取精神，以及他进行前瞻性研究和开拓新研究领域的勇气。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李杰曾说：“创新之于先生，恐怕是血液之于生命。创新是先生的学术法宝，创新是先生的智慧结晶，创新是先生授业、传道、解惑于众弟子的不二法门。”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朱伯龙先生将教书育人作为志业，把工程报国的坚定信念镌刻在学生的心灵中。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国家的建设发展迫切需要科学技术支撑，需要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才，这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大量机会，唯有开拓创新、迎难而上，才能不负国家、不负人民。朱先生在同济大学从教近60年，积极从事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教学工作，即便在行政、科研等各方面工作特别繁忙的那段时间，也坚持为本科生授课。
在众多弟子的回忆中，朱先生的课堂是同济校园一景。他的课，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旁征博引，时而风趣提问……听他的课，学生们的思维会随他的讲解而律动，如沐春风，下课铃声响起，意犹未尽。朱先生主讲的砌体结构设计原理和工程结构抗震设计原理，妙趣横生，让人印象深刻。大病初愈后，朱先生半身不遂，或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坚持为学生上课。有一次，为了形象说明偏心受压的力学原理，他强撑病体，把拐杖一丢：“我现在就是一个典型的偏心受压构件。”朱先生总能把枯燥的理论讲得生动活泼，把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之中。“这源于先生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对工程实践真正的融会贯通。”他的一位学生如是说。
朱先生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注重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在润物细无声中把创新的意识传递给学生。弟子们回忆，朱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从来都是鼓励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看法，鼓励学生天马行空地大胆设想，然后与他们平等地交流讨论。李杰院士记得：“每次学术讨论，朱先生都要问我‘有没有新想法’‘是不是真正的新想法’。”有一次与研究生讨论研究方向时，朱先生风趣地问：“你是想画猫还是画鬼？”见学生一脸迷茫，他循循善诱地说：“猫是人人都见过的，代表已知的领域；鬼是没有人见过的，那是未知的领域。我看你还是画鬼吧。”这位学生从此追随朱先生治学，开创了结构抗火研究的全新领域。朱先生常常突破常规，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因此他的学生有的潜心理论，有的深耕技术，有的长于管理，有的注重工程。朱先生育人不拘一格，但对于青年教师的培养非常严格。他担任结构工程学院院长时，要求青年教师必须过科研关、教学关和工程关“三关”。朱先生认为，只有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都优秀的教师，才是合格的同济工科教师。他要求青年教师每两到三年要轮流为学生上新的课程，这一制度系统地培养了一批全面发展的骨干教师。
朱先生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科学训练近乎严苛。他常常讲，工程科学必须严谨求实，来不得半分虚假。如果有学生或青年教师在科研上有浮躁表现，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严肃批评，因此师生对他十分敬畏。其实，学生们都知道，朱先生对他们更多的是关爱。朱先生很早就开始资助学生，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逢年过节还会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朱先生的言传身教，不仅传授了专业知识，也让学生体悟到为人做事的道理，因此深受学生爱戴。“在先生身边耳濡目染，我学到最多的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的情怀！”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这样说。
2008年4月12日，与病魔进行了17年顽强斗争的朱伯龙先生与世长辞。一个月后，汶川大地震发生。朱先生西去，但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培养的首位博士生吕西林院士带领弟子，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第一时间赶赴北川县，穿行于残垣断壁之间，将对先生的无限哀思，转化为抗震救灾的不竭动力。有一次在座谈会上谈到朱先生对自己的教诲，年近七旬的吕西林院士，一时情难自禁，泣不成声。吕西林院士说，我们缅怀朱伯龙先生，缅怀这位工程结构抗灾研究的大师，就是要学习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韧不拔的精神，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科的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朱伯龙先生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特别注重知识积累与传承，对教材建设情有独钟。他说：“国家大发展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工程技术人才，我有责任将点滴学习体会和实践心得记录下来，传递下去，让后辈学者少走弯路。”他勤于耕耘，著作等身，不遗余力地把最新研究成果融入教材、专著之中，其中《工程结构抗震设计原理》《钢筋混凝土非线性分析》《结构抗震试验》《房屋结构灾害检测与加固》《建筑改造工程学》等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升华，已成为经典教材。尤其是《房屋结构灾害检测与加固》和《建筑改造工程学》两本专著，是他晚年拖着病躯完成的，《钢筋混凝土非线性分析》一书长期被许多高校作为研究生基础教材使用，影响十分深远。
在同济大学建校117周年前夕，吕西林院士、李杰院士牵头举办了纪念朱伯龙先生95周年诞辰学术思想研讨会。数十位白发苍苍的弟子以及活跃在教学科研及工程建设一线的再传弟子，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共同缅怀朱先生的栽培教导之恩。他的一位学生饱含热泪动情地说：“朱先生于我，恩同父子。我常常在梦里见到朱先生，梦中惊醒，想到先生教我的点点滴滴，不禁泪如泉涌，留下无尽的思念……”那一刻，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位“大先生”对晚辈后学影响之深远！有感于此，在同济大学土木系创建110周年和先生诞辰95周年之际，笔者学韵于陆放翁，深切缅怀朱伯龙先生：“百年身后岂为空，留得春风桃李红。天下栋梁多出此，一门俊彦慰朱翁。”
